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在社会生活和国际事务中所拥有的独立主导权力；科学主权是指国家在科学研究中能与国际较量的创新能力和足够的自主知识产权。以辩证的视角来看，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结为：科学主权是国家主权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国家主权反过来又是科学主权的政治保障和精神依托。

国力衰弱，“科学救国”力不从心

　　近代以前，中国国家主权的保持是以科学知识的先进为前提的。李约瑟说，中国人“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科学是以原理形式存在于技术中的潜科学）。他指出，近代科学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但这个运动的兴起是广泛吸收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的结果。实际上，中国不只是以技术原理，而且还以科学思想影响了西方科学。例如莱布尼茨就谈到，二进制算术思想的产生与《易经》有关。

　　中国的国家主权从19世纪中叶开始衰弱下去，但起点要追溯到16至17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后，中国科学知识的自主创新能力就相形见绌了。从被动接受西方科学时起，中国国家主权的危机就已酿成。面对国难，无数仁人志士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科学救国”正是其中一个思想主流。在努力吸收西方科学的同时，中国科学家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

　　事实证明，中国人的智力绝不逊于西方，但在旧中国，科学研究面临的处境是：凡发展较好的大都是对实验设备要求不高的学科——这是因为国家工业落后，无力生产先进仪器，而进口又受到财力和国别限制；即使有可能取得某项科研成果，在实验环节也必须拿到国外进行；当然，的摧残还在于社会动荡，频发的战乱特别是外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大规模入侵迫使科学家和科研单位流离失所，许多美好的科研设想只能付之东流……

新中国为科学发展带来空前机遇

　　如果说物质条件是科学研究的外在条件，那么尊严感则是科研活动最起码的内在基点——没有尊严，科学家怎么会有足够的创新激情和自由的思想空间呢？在国家主权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是无从谈及个人尊严的——对于这一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科学家都有切肤之痛。所以，新中国一诞生，大批的海外学子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怀揣赤子之心归国效力。

　　国家主权的获得为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创造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精神动力，激励着众多科学家义无反顾地去追求科学的主权。需要指出的是，在“文革”前的17年中，政治拔高固然对科研活动有干扰，但另一方面也使学术道德得以坚持，同时国家尽力保证了科研手段的改善和知识分子的较高待遇，因此尽管有一些政治伤害，但科研人员首先考虑的是国家主权，当时无须量化管理，人人都在忘我工作。

　　沿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到“文革”爆发时，中国科学事业初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体系，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在基础研究方面也直逼世界前沿。可以说，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与当时国家科学主权的不断增强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文革”灾难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错误思想滋长的必然。如果没有“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和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科学事业不可能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改革开放给中国科学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机遇不仅在于物质条件大为改善，更重要的是思想空前活跃，眼界空前开阔。30年来，我国的生产技术能力不断提升，紧追国际先进水平。当然，在肯定发展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挑战：自主创新能力的消减，正在影响我国藉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科学主权，因为当代国家主权的维护与经济活力的保持直接相关，而经济活力又取决于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

总结与探索：按科学发展规律管理科学

　　回顾新中国科学60年走过的历程，对“文革”前17年的工作应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要清理失误，更要继承传统，其中一个值得吸取的经验就是“科学要保持非功利性”。科学成果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但科学活动本身必须防止急功近利；科学活动的基本动力是求知，从事科学的基本要求是献身，惟其如此，才能让科研人员有甘于“坐冷板凳”的恒心和敢于“下地狱”的勇气。中国科学事业的历史业绩与其说是科学成果，不如说是科学精神——百折不挠的自主创新精神才是中国科学先辈留下的真正宝贵财富。

　　科学活动具有特殊性，它需要投入，但投入和产出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简单采用经济方式管理科研，只能平添科研人员的心理压力而令其穷于应付；如果盲目以行政指挥命令科研，只能造成科研资源的巨大浪费并败坏学术风气。因此，要杜绝科研活动中的粗制滥造现象，必须继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来管理科学。

　　中国的科研管理的首要之点是弘扬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当我们回顾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时，不仅要深切缅怀那些为共和国崛起而奋不顾身的的科学功臣，还要深切缅怀以张爱萍、聂荣臻、张劲夫、方毅、蒋南翔、郭影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他们的卓越组织能力和高尚道德风范，中国科学界就不会形成强劲的合力。中国要把握科学主权，必要条件是培养一大批以国家目标为己任、精通科学管理而又超脱利益格局的领导干部。

　　历史表明，19世纪中国数学家在接触西方数学之前，已经创立了类似微积分的方法。可以说，即使没有西方科学的传入，中国也能以独特方法完成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转变，从而促成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中国人在掌握了自己命运、特别是“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全社会的聪明才智，开创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建造一个能引领世界潮流的独立科学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